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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美]罗伯特·兰沃西、劳伦斯·特拉维斯:《什么是警察:美国的经验》，尤小文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这就是为什么要制定民法典的原因。当今社会老龄化严重，比如说网络诈骗，主要就是针对老年人，所以这项制度是适应社会的需要。
谢怀栻先生，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知道他了，他是民国时候的法官，中央大学毕业，重庆地方法院的法官。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把欺诈、胁迫规定为无效，结果在实务当中认识到，规定为无效，当事人受欺诈、受胁迫的一方不吭声，那还是等于零，还是变为有效。《民法总则》对此没有区分，没有把国家利益这个问题提出来。梁教授：法人这三项权利，首先是财产权的性质，又有人格权的性质，类似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合同法制定时，有意把这个问题留给理论和实务去解决。
法理能不能用？关键在于审判庭的法官，如果法官抠条文，则不太可能适用法理。但是这样规定，附加上一个变更效果，就导致了理论上的冲突。而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八十一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又是通过宪法修改对于国家主席职权的一种实职化变迁。
决策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决策成功与否需要以实践为标准加以确认。如何既给予改革所必须的制度突破以合法性确认，而又不至于使真正的违宪行为损害国家政治秩序和公民基本权利？这个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另外一种违宪判断标准和宪法理论。可是，在宪法变迁的激荡年代，这种形式主义的判定标准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唯此，法治大厦才能筑就。
甚至是同一位学者，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良性违宪理论持反对意见，但随着中国宪法变迁历程的加深，所持观点也不知不觉发生了改变，张千帆刊于《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的《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一文，对良性违宪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价，并试图用宪法变通这一更具客观中立色彩的概念来取代良性违宪，其理论努力，用作者的话就是超越良性违法（宪）。可是，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真的超越良性违宪了吗？尽管作者宪法变通与良性违宪相比而言其措辞更具规范意味，从中央和地方以及立宪技艺的视角的论证就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宪法变迁也更具有针对性。
良性违宪一词本身，很难算的上是一个严格的法学概念，而且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也很难用违宪一概而论。同时在改革方案设计时允许部分领域、部分地区作为试点先进行制度突破的尝试，如改革初期对于经济特区的设立、重庆等地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虽然双方通过几次理论论争1对各自观点进行了补充完善，但核心观点仍有本质区别。所以，张千帆的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说主要采取了中央与地方的视角，这也是作者近年来重点思考的问题，同时，也从立宪技艺方面分析我国现行宪法的文本结构，其论证可以说更具针对性也更具规范意蕴，可还是似乎让人无法满意，这一点笔者在前文论述中已指明，此不赘复。
诚如张千帆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1978年开始的地方改革, 如果当时因为改革在合宪性上的疑问而压制了这场自下而上的自发试验, 那么今天的社会和法律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一概以 违法 乃至 违宪 为由禁止, 那么就很可能扼杀了改革的种子。现行宪法中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规定，以及《地方政府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宪法性法律的相关规定，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前所述，一方面，在现行宪法中全面清除关于经济制度和限制地方权限的规定并不现实。而且，退一步讲，假设我们的宪法不规定经济制度，也不规定地方权限，但是，基本的政治制度总得规定，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突破现有政治制度规定已属必然。
所以，良性违宪的主体并不仅限于地方政府，对地方高度放权也有悖于当下的宪政机制，于是，自然而然的，张千帆先生将原因追溯到了现行宪法的具体结构规定和立法技术层面。2004年的这次修宪，无论是就其修改幅度还是修改内容之重要意义，都为现行宪法四次修改之最，但是，修宪者的基本思路和88年、93年、99年的历次修改在实质上仍然保持一致，而且结合几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实践加以深化：在非改不可之前，加上了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限定。
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直到1993年3月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之后才有了明确的宪法依据。蔡定剑、赵晓力对于人大制度的研究(如蔡定剑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先后四次再版。
如果去掉这些 蛇足 , 那么我们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良性违法 所带来的困惑。2004年后，其他一些省份在更大的范围里展开了类似改革，而改革者的命运要好得多。这事实上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改革，总要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突破。推动这场改革实现的主要领导，即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尽管由于改革的大背景导致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变革，导致某些制度突破只能在事后通过宪法修改来给予合法性确认。所以，在七届人大任期内对宪法未再做修改。
10 德国公法学者施密特曾有宪法和宪法律的划分，他认为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判断，是凭借制宪权行为产生出来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决断，如魏玛宪法中关于德国人民为自己制定了本宪法、国权出自人民、德意志民国为共和政体，诸如此类的条款决不是法律，因而也决不是宪法律，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是什么无关竟要或者微不足道的条款，这些条款比法律和法规更重要，是一些具体的政治决断，规定了德国人民的具体政治生存形式，并且为其他的所有规范，包括宪法法规在内，设立了根本的先决条件。15.如刘茂林提出的和形式稳定观相对应的实质稳定观，详见其《转型社会的宪法稳定观》，载于《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
同时这种捍卫和强调，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理性主义法律传统和宪法自足性的强调。另外，变通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中性色彩，就表述上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毕竟，无论是良性违宪还是恶性违宪，很容易给人以既是违宪即属恶性的口实。
结语：改革时代的中国宪法学研究 一定程度上，要想理解当代中国的宪法变迁，包括良性违宪（或者宪法变通行为），除了从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角度、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立宪技艺角度，似乎还可以从当代中国宪法变迁的基本动因和社会大背景――改革，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政治话语来把握。7.参见王培英《中国宪法文献通编》第119页，中国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转引自谢维雁：《我国宪法修改原则论析》，载于《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谢维雁在该文中，对我国宪法修改的基本原则，作了系统的总结。
进入 常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宪法 修宪 良性违宪 。所以，有时还需要持一种整体的学术视角。在我看来，对于良性违宪行为，实际上很难用一种单维的视角，无论是立宪技艺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固然不错，但缺乏更为细致周详的解读因而也缺乏足够的针对性，当然，这恰恰也说明当代中国宪法变迁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同样是不符合宪法的具体规定，有可能是郝文意义上的良性违宪或者张文意义上的宪法变通,也有可能是真正的违宪行为。
不过，2003年的坪坝镇此次的乡镇选举改革却发生突变。以及夏勇对于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宪政宪法的划分等。
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如果对任何制度突破均不分青红皂白斥之为违宪，那么改革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所以需要我们辩证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治道循环，而非僵化的形式主义立场。所以，笔者在本文中所做的努力，即是试图将其还原到制度突破、宪法变迁、改革（或者社会转型）互相作用的现实场域之中，做一种语境化的解说。
同时，宪法变迁本身，又何尝不是改革的重要一环。(2)这次修改宪法，限于修改必须修改的条款，对于不改就会妨碍改革的，应当改。
童之伟在《良性违宪不宜肯定：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一文中指出， 良性违宪也是违宪，同恶性违宪没有实质差别，同样必须追究违宪责任;良性违宪比恶性违宪，更可怕、更值得人们警惕，更容易在宪法意识薄弱、不习惯法治、不少人时刻想要突破宪法束缚的我国社会找到市场，所以，理论上和实践上应当特别注重遏止良性违宪。2 良性违宪也罢，形式合宪也罢，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概念，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大潮中的一种特有的宪法变迁型态。（参见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原载《中国人大》，转引自蔡定剑：《宪法精解》，第425页，法律出版社）。可以说，无论是就理论意义还是现实价值，良性违宪理论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历次修宪，也基本上是为了对改革的成果进行最终的合法性确认。以及早在中央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之前随州、富阳、深圳、成都等地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先行改革。
于是，宪法修改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宪法乃万法之首，宪法变迁关涉国家政治秩序塑造，更是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宪法现象和政治法律难题。
2003年8月下旬，重庆市坪坝镇进行乡镇一级的综合政治体制改革试验，以乡镇镇长直接选举为核心内容，但在直接选举的投票前夕，被上级制止，改革夭折。而且，那种试图一劳永逸的解决根本问题的主张，无疑会低估我国宪政建设的艰巨性和大国政治治理的复杂性。